毛泽东在福建的创新实践

　　1929年至1933年，毛泽东先后7次来到福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进行了伟大而曲折的创新实践，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一、开创中国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奋起，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土地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1927年秋，他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新的探索。

　　1928年春，毛泽东和朱德会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开展了分田斗争，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在斗争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9年初春，为了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采取“围魏救赵”战术，率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1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长岭寨战斗，歼敌2000余人，击毙敌旅长郭凤鸣，乘胜解放了汀州城。毛泽东从此发现了闽西这块新的革命绿洲。

　　早在1926年，闽西就有了共产党组织，1928年，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举行了工农武装暴动，开辟了小块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同时，国民党在闽西的统治力量较薄弱，加上军阀混战，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这给革命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毛泽东审时度势，于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革命形势和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提出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清晰地勾画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蓝图。这表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向“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适应新的战争形势，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在长汀进行整编，改变原来团的编制，成立3个纵队，各纵队设政治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和群众工作。同时，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成立了20个秘密农协，5个秘密工会，组建了长汀赤卫队，成立了赣南、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在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下，闽西的革命斗争迅速恢复、发展。

　　1929年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在瑞金会合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部，准备实施在长汀确定的战略部署。但是，这时毛泽东收到中央“二月来信”，要求红军分成若干小股散入农村，指令毛泽东、朱德“脱离部队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认为在目前时局下，只有“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才能“促进革命潮流高涨”。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乱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采取“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游击战术，创造一个大规模的农村割据局面，以促进革命潮流的高涨。

　　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四军驰骋于闽赣边界，几个月内创建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1929年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第二次入闽，三打龙岩城，歼灭了国民党陈国辉旅，分别成立了永定、龙岩县革命委员会。接着，红四军分赴闽西各地发动群众暴动，扩大红色区域，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然而，当时党内“城市中心论”占上风，红四军部分指战员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产生怀疑。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一次提出：“红旗打得多久”的论调。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古田赖坊“协成店”给林彪写了长篇复信，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严厉批评林彪对于时局的悲观论调和流动游击观念，指出其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脱离中国实际，没有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半殖民地特点。信中以大量事实论证了建立红色政权和扩大红色武装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位一体，作为实现革命道路的正确路线提出来。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思想，此时在中国闽西山村诞生了！

　　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福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4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100多万。福建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新成果。

　　二、制定建党建军纲领

　　早在1927年9月“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井冈山斗争时期，又提出了红军的“大三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目的是要把红军建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29年1月至5月，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新天地。但是，随着革命形势发发展，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旧军队作风，大量地反映到红四军党内和部队中来，严重影响了红军的战斗力。红四军领导人对如何建设红军和根据地等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一场大争论在红四军中展开。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设立军委，实质是要不要坚持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

　　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由于党内思想没有统一，会议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为新的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地方养病并指导闽西特委工作。7月8日，他储同贺子珍、江华、曾志等人，前往上杭蛟洋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闽西革命的正确路线、方针。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后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斗争情况和主要争论的问题。9月，中央决定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向红四军发出指示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创建两年来的斗争经验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肯定了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建党建军原则，特别指出：要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11月中旬，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回到闽西。26日，毛泽东、朱德、陈毅在汀州会合。28日，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当晚兴奋地给中央写信：“我病已好。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经过半年多的曲折探索，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终于拨云驱雾，迎来了“古田会议”的曙光。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朔风凛冽，大雪纷飞。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曙光小学召开。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报告。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前委，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古田会议决议》长达2万多字，共9个部分，内容丰富，含义深刻，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建设的理论。在思想建设上，《决议》指出：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阻碍红军发展和党的路线实施的症结所在。因此，“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切实加强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和红军一项艰苦而重要的任务。

　　在组织建设上，古田会议重申和发展了“三湾改编”所确立的原则，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前委统一领导下，班、排有党小组，每连建立党支部，营、团设立党委，红军的军事、政治机关平行地执行军事、政治工作。还规定了发展党员的具体条件。

　　《决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红军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政治任务。

　　《决议》规定要加强红军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加强纪律教育，实行官兵一致，军民、军政一致和瓦解敌军、宽待俘虏等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从而使红军真正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

　　古田会议精神不久传到各地红军，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延安整风又一次掀起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高潮，促进了党和军队建设。古田会议确定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并作为党魂军魂，指引着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1989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古田会议旧址时说：“《古田会议决议》是个宝，要温故而知新，学而时习之。”他还欣然挥笔题词：“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

　　三、倡导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向注重调查研究，认为只有在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踏着人生社会实际说话”，才能获得改造中国的良方。这与当时党内盛行的“本本主义”，脱离中国实际的思想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查阅地方志书，了解当地历史；阅读各种报纸，掌握时事政治；搜集军事情扫，洞察敌情；而召开调查会，则是毛泽东了解实际情况，制定方针策略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1929年3月14日，红四军解放长汀城后，毛泽东在辛耕别墅查阅了《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同时召开有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老私塾先生、老佃农、无业游民等六种人参加的座谈会，多方面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和民情风俗。正是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于3月20日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制定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正确的方针、策略。

　　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发现与会代表对闽西的革命形势和社会状况缺乏全面了解，便向邓子恢建议，把代表分散到各地去进行一个多星期的调查。这期间，毛泽东还亲自主持各种座谈会，了解实际情况，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准备材料。

　　同年12月下旬，为开好古田会议，毛泽东先在长汀城召开了工人座谈会，听取工人群众对红军的意见。后来又进行“新泉整训”，在新泉短短10多天里，毛泽东从“望云草室”到农家村舍，从部队驻地到练兵场上，召开了一个个座谈会，进一步摸清红四军的思想、政治状况，对应该纠正的错误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对如何加强党和军队建设等问题，广泛听取官兵的意见。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毛泽东调查研究、联系实际、吸收党内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还创造性地将调查研究应用于红军游击战术之中，把调查同宣传、组织、打土豪筹款列为红军的重要任务。“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这样，“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调查的内容大至阶级分化与阶级比例，旁及土地、房屋、财产占有装况，小如土特产品与市场物价，十分周详。红军指战员认为这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工作”。

　　毛泽东通过他高超的社会调查技术，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制定政策，达到革命目的的工作方式，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工作作风。毛泽东对那些只懂照搬外国经验和按上级指令办事，脱离革命具体实践的“本本主义”深恶痛绝。为了批驳“山沟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谬论，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作调查的同时，烈军属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同年8月，中共闽西特委以《调查工作》为名翻印了这篇光辉菱。毛泽东在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

　　然而，“左”倾错误领导者讥讽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为“狭隘经验论”。毛泽东在遭受排挤、打击之后，仍然坚持真理，用调查研究得来的事实反驳那些“钦差大臣”的瞎指挥。1933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上杭才溪乡，调查了解才溪乡在扩大红军、政权建设和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模范事迹，以便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全局工作，同时为即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准备。

　　毛泽东一行在才溪列宁堂住下的当晚，就开始了调查工作。他怀着满腔热情，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找来区乡苏维埃干部、工人代表、贫农代表、耕田队长等，召开各种调查会。毛泽东根据事先列出的提纲，口问手记，平易近人地与代表们展开热烈讨论，鼓励大家干革命要坚决勇敢，不怕牺牲；要搞好物资交流，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要搞好生产，保证群众吃饱穿暖，建设根据地，保卫苏区政权。

　　除召开调查会外，毛泽东还走村串户，深入田间地头访问。经过10多天的调查，毛泽东掌握了大量素材，并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一文，从7个方面总结了才溪乡先进经验。称赞“才溪乡在成年青年男子成群的出去当红军做工作后，生产超过了以前百分之十，荒山开尽，没有一片可耕的土地没有种植，群众生活的改善到百分之百以上”。强调“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毛泽东郑重地指出：“这一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人生产了。”

　　1934年初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将《才溪乡调查》连同《长冈乡调查》两本小册子分发给每个代表，并在大会上号召全苏区向才溪乡长冈乡学习，搞好根据地建设，发展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

　　四、关心群众生活

　　“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是毛泽东在苏区提出的“执政为民”宗旨。他认为共产党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才能真正解放农民，为人民谋利益。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后，毛泽东制定了“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与农民”的纲领，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同年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共闽西“一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没收一切地主买办土豪及福会公堂等田地归农会，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原则。土地革命的目的“在改良农业生产方法，使土地改善，生产力提高，农产品增多，以发展农村经济，解放困苦的农民，而解决全社会的生活问题”。会议还提出要开办学校、阅览室、图书馆、医院、合作社，修筑道路，整顿水利，救济失业者，搞好地方建设事业。体现了苏维埃政府“为工农贫民兵士谋利益”的宗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闽西在600多个乡进行了土地改革，约80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呈现出“分田分地真忙”的喜人景象。

　　毛泽东的群众观点，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细微之处见精神。有一次，毛泽东和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田野散步，毛泽东指着田间的劳动的群众笑着说：“我看领导者没啥子大不了的本事。他任务就是为群众当好传达员，把贫苦工农的要求带到领导机关，分析研究，做出切合实际的决定，再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这不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闪现吗？

　　毛泽东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后，更致力于领导苏区经济文化建设，改善群众生活。他批驳那种只顾革命战争，忽视经济建设的观点，强调“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以改善群众的生活，保障红军的供给，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1932年冬，毛泽东在汀州福音医院休养时，经常到郊区和农民一边劳动，一边拉家常，了解粮食收成情况；到红军斗笠厂召开座谈会，调查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还深入基层工会、商会、合作社、工厂、机关等，调查了解汀州市的经济建设情况。毛泽东发现汀州群众严重缺米、缺柴，生活困难，而汀州市政府只管扩大红军和动员运输队，对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毛泽东为此召开干部会议，批评汀州市政府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教育干部要注重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的油盐米问题。

　　毛泽东在汀州4个多月的社会调查，收集和掌握了丰富的经济方面的材料，着手起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在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我们要得到群众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毛泽东“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光辉思想跃然纸上。

　　在毛泽东领导下，苏区进行了以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合作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也蓬勃发展。人民群众享受着文明幸福的新生活。苏区干部艰苦奋斗，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作风，得到人民群众的称颂。

　　“要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毛泽东当年简短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伟大诺言，这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所在。